从“中国制造”之崛起 透析“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毋庸置疑,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依然是贯穿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条主流。自其关于国际贸易之决定因素的惊鸿一瞥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展现了由“一元论”到“多元论”,从要素的“外生性”到“内生性”,从“隐性变量”到“显性变量”,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等方面的演进过程。通过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再思考,结合“中国制造”崛起的伟大实践,本文试图透析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的形成原因和获得途径,为中国制造和外贸攀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寻找新的动力和利益源泉,提供全新的思维视角和政策制定工具。

一、方法论:发掘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1817年,通过对A·斯密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论”的承继和扬弃,D·李嘉图创立了“比较优势”理论。
从方法论来看,李嘉图所建立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具有若干前提条件: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一种要素,即所谓的“2×2×1”模型;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存在着特征差异;各国的静态比较利益不变,不存在规模经济;各国实行完全的专业化分工;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自由贸易而抽象掉了“货币”因素;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可充分自由流动,但在两国之间则完全不流动;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根据这些严格的假定条件,李嘉图聚焦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这一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他得到的结论是,一国应当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而进口其贸易伙伴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贸易的结果是双方均蒙其利。但是,一国若在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方面均居优势或者劣势,参与国际贸易是否依然有利呢?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李嘉图给出的答案是,只要采取“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生产及贸易模式,各国均可从国际贸易中获益。透过现象而发掘到常人发现不了的本质,这就是科学的功效。李嘉图揭示了贸易的成因、流向和利益分配。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斯密的“绝对优势”只不过是“比较优势”范畴的一个特例。
那么,“比较优势论”为何要设定如此之多或明或暗的前提条件呢?这既是理论建模的需要,也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相吻合。构建任何一种严谨的理论模型,一般都需先设置若干假定以排除庞杂的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专事考察某一特定因素或者变量,分析研究它的变动会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在这方面,精致的理论架构常可通过数学公式和几何曲线获得简练而准确的表述。尔后的贸易理论发展,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改变假定条件,将先前的变量改为常数,而从原先的假设条件中择取其一充为新的考察变量,进而考量它将如何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在后续的贸易模型中,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条件或被放宽或被转变成了新的变量。新念纷现,蔚为是观。除了劳动成本外,资源禀赋、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技术进步、贸易壁垒、贸易战略、要素流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逐一地获得解析,展示出了它们对贸易成因、贸易方向、贸易形态以及贸易利益分配的深刻影响。经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条件的同时,国际贸易理论逐步地实现了理论的升级、创新乃至革命。
可见,上述若干假定条件本身就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每破除一个假定,就发见一种新的“比较优势”。这些假定之所以一再被突破,乃世界经济贸易不断发展使然。鲜活的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新的生产要素被发现,新的战略产业被开掘,新的市场边疆被拓展,新的运营机制被运用,新的政府干预被引入……,这雄辩地说明,理论本身是灰色的,只有贴近现实生活,不断从中吸收养分,能动地反映和指导实践,才能生而活之,永葆长青。
如果说,李嘉图模型的若干前提条件暗含着显现挖掘“比较优势”的突破口与新源泉,那么,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就是各国凭借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交锋角逐的结果。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归结到一个中心点,就是论证一国产品是否具有成本或价格优势,能否成为出口产品。无论这种成本价格优势来源于比较成本优势,资源禀赋优势,抑或规模经济优势,无论它是内生的或外生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静态的或动态的,短期的或长期的,最终都集中反映到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上。“水往低处流”乃天经地义,因为有落差,有势能。只要有国际价差,就会发生国际贸易,就有商品的国际流通乃至资本的跨国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哪些要素或元素能够给我们的产品带来成本或价格上的优势,我们就要重视、开掘或嫁接它们,让这些要素最大限度地渗透到生产制造过程中和最密集地凝结到出口产品中,以求最大限度地拓展其价值增值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近半个世纪以来,基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的新贸易理论向李嘉图理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成为了新的思想主流。新贸易理论别开生面,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突出了规模经济及产品差异这些新的比较优势因素,将视野扩展到价格竞争之外的质量竞争以及品牌、品种、规格、售后服务等因素,使竞争由“价格”领域延伸到了“非价格”领域,较之传统贸易理论又跃升了一个层面,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当代全球经济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对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高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等新的贸易形态的解释力也更强。其他学者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强势崛起,在产能跃居世界第一的同时造就了对外贸易量的世界第二,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实践。“中国制造”屡屡突破传统贸易理论的那些假设条件,迸发出无比顽强的活力,在世界经贸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的壮剧,从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轻纺、轻工产品转向技术、劳动混合密集型的机电产品,进而转向技术、劳动、资本混成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可以看出,“中国制造”的发展路径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轨迹完全吻合。中国制造和外贸的实践不仅给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也为其钩深指微和丰富创新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的出口产业欲更上一层楼,变成制造和贸易强国,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创新的战略思维,否则是行之不远的。

二、劳动要素细分:定位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

“劳动”要素是最早进入古典贸易理论大师的视界的,斯密、李嘉图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劳动力要素对贸易的决定作用,各国之间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构成了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点。在李嘉图的两国两产品一要素的模型中,劳动力是唯一获得考量的生产要素,一国的劳动要素在特定的时点上是既定的,匀质的,其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它在一国内可自由流动,但不允许跨国流动。在李嘉图那个时代,这些假设条件比较符合当时的现实状况。
李嘉图认为,劳动要素的技术水平差异及其所决定的生产率差异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决定因素。他进一步发现并论证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不必是斯密式的绝对差异,只要有相对差异就行,即便一国劳动生产率处处不如人,该国仍有可能参加专业化分工,并获得贸易的好处。在静态条件下,在某个时点上,他的论断是正确的。“边际革命”后出现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虽也强调“劳动”要素的重要性,但却不仅加入了土地和资本要素,而且劳动要素也变成了天赐和均质的,各国在这方面只有量的不同,而无技术含量或生产率等质的差异。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嘉图和H-O对所谓“劳动要素”的定义至少存在三个缺陷:其一,李嘉图认为各国劳动力是异质的,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不同,但一国内部劳动力都是同质的,不分非熟练劳动、半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不分蓝领、白领、金领,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更无“人力资本”一说;其二,一国的劳动力总量在某一时点上是既定的,但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具备一定的可转换性,基本上不讨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其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要素与其它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之间有一定的组合比例,也有一定的替代率,但基本上也不予以讨论。这三个缺失十分要害,大而化之,粗而疏之,静而处之,尤其是只讲量不讲质,只讲共性不讲个性。这种方法用以分析处在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经济似无大碍,但对于当今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制造的主力军——城市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工从根本上颠覆了他们的理论观点。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沿海地带对外开放时曾发生过一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讨论,我在文章《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兼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财贸经济,1988年第9期)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舆论公认,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自然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最大,因而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最有优势。我认为这样看未免过于笼统,需要对中国的劳动要素进行细分。所谓“劳动要素”,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立体结构,有高低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的劳动要素是异质的,其素质、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含量、劳产率和工资率都各不相同,且与其它维度的要素(如资本、技术要素)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也存在差异。这种细分方式推翻了李嘉图、欧林关于一国劳动要素同质或匀质的假设。从要素质量的角度来讲,一国劳动力至少可以分为非熟练劳动力、半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等若干层次。“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美国海军陆战师”的说法就形象地说明了优质劳动要素和普通劳动要素之间的巨大差别和转换关系。我特别注意到,中国在中高级科技人员这个层次上的劳动要素最有特点,最能动,最具爆发力,可以用“质优、价廉、量大”六个字来概括。中国大学生百里挑一,非常优秀,吃大米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输于吃面包的西方同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工资太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量大不是指相对数量,而是指绝对数量,知识分子人数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绝对数量大,技术素质高,工资报酬低,广泛深入地开掘这一优质资源,辅以原本就存在的普通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足以令天下业界生畏。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制造业,与上世纪80、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激增到1.4亿人,其中大约一半为制造业所吸收。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这些农民工吗?这无疑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一大优势,但别人并不将其视为威胁。因为,低成本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含量和生产率都比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以简单劳动为主要投入的那些产品部门在整个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中的比重将越来越低,简单的“劳动成本优势”的战略意义将日趋减少。再说,中国诸多的周边国家同样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目前正与我同类劳动力形成竞争关系之中。无疑,从制造业领域的农民工中已经成长起来一大批中高级技工,但真正令人生畏的比较优势仍是中国制造业中的千百万科技人员和工程师,是该领域大批低成本的知识分子和中高级人才。更重要的是,如今这些人已成为庞大的产业大军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力量,进而展现出了一种集成或协同的力量 ——熟练劳动力与半熟练、非熟练劳动力的结合、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组合以及高级人才与低级人材的整合,这两种“人口红利”的叠加。正是中国人的手与脑的优势组合,方才构成了我国制造业最大的比较优势。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研发人才国家,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多,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是美国的6倍。正是凭借这样雄厚的“知本”,中国去年跃居全球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22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高技术制造业的规模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深圳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所言,这是“工程师制胜”。在他的公司里,1万名年轻的工程师带领12万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以强大的研发能力打造核心技术,而普通工人又以低成本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产品。王传福懂得“利用好中国的高级人才和低级人才,让其淋漓尽致地发挥,才是中国制造的真正优势”。
“比亚迪现象”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和样板。30余年的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劳动要素的整体素质,不仅农民工中涌现出一大批熟练技工,年轻一代的工程师也在航天航空这样的尖端制造业领域挑起了大梁。量变引起质变。如果说普通劳动要素层次上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开放初期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现在中高级劳动要素这一层次上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更大,更深,更有决定意义。劳动力结构中各层次要素的升级、优化和重新组合,意味着中国不再仅仅是廉价的普通劳动力的提供者,中高级劳动要素将更大程度地密集凝结到出口制成品中并获得更高的附加值,预示着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将不断前移,并有能力在包括高端环节在内的全产业链上参与先进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和贸易。

三、规模经济:中国制造的天然比较优势

“规模经济”,或曰“规模收益递增”现象,颠覆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新古典教条,也改变了李嘉图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预设,它以扩散取代收敛,以正反馈替换负反馈,颇有点离经叛道。在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之外,规模经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国际分工的又一决定因素,成为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又一源泉,由此发端,各种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开始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利用和开发。
以规模经济为基石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会不断降低。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即便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这一新理论的形成距今不到半个世纪,当其崭露头角时,恰逢中国制造起飞,从某种意义上说,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就像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度身打造的,中国制造的实践与规模经济理论正好互相印证。
中国的规模优势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华夏先民们开疆拓土居功厥伟,给后代留下了地广人多的宝贵遗产,而今伴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新兴大市场已赫然成形,令世界瞩目。中国市场容量之大,几乎可以允许任一行业容纳多家达到最低限度规模经济门槛的企业,在14亿人口的国度里,企业进入市场的规模经济限制比较小,其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比那些小国企业大得多。由于每个行业里都有多家企业生产差异产品,这就促成了中国产品和出口的多样性,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中国企业首先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做大做强,充分利用比较成本和规模经济这双重优势来降低产品成本,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进而到国际市场上去攻城略地,在偌大的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规模经济利益。
一国一旦以猎取规模经济为目标开始在一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哪怕启动之初规模优势十分微弱,但这些优势将随着生产扩展而滚雪球般地增大,走向深度的专业化生产。以中国正在研制的大飞机项目为例:制造大型宽身远程客机所需要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竟然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只能容纳下少数几家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厂家。美国波音公司尚可凭借本国市场独家造大飞机,而欧盟四国则必须依托欧盟内部市场联手造“空中客车”,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中国造大飞机绝无市场之忧,庞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中国飞机制造业跻身少数几个“巨无霸”飞机制造商组成的“俱乐部”。
市场规模巨大的另一好处是,几乎可以允许中国制造任何自己想制造的产品。高科技产业为什么在中国风生水起,做大飞机,修高铁,建核电,造超级计算机,发展太阳能,端赖于中国有大市场可依托,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可利用,从而得以降低成本,减少风险。规模经济的客观存在,给中国发展高技术的先进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支点。随着国内商品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市场、产业和中高级人才供给的规模优势必将强劲地驱动高技术产业发展,这预示着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春天正在到来。
由于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已成为超级选手,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球产品和原料的供求关系和贸易条件变化,如何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规模和份额,掌握话语权,主导游戏规则,是当前亟待人们研究的新课题。
规模经济概念还可以解释中国制造的一些重要特征:
1、规模经济与劳动力优势结伴而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的开发开放提供了极大的人力资源支持,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人口红利”,特别是7000万农民工组成的制造业产业大军被召唤到战场上来,其强悍的竞争力令世界为之震撼。而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年轻工程师、科学家也已成长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军和领头羊,成为另一种“人口红利”来源。在中国,劳动要素的规模效应体现在各种人力资本的积累日益雄厚,同质劳动要素的互补性和异质劳动要素的替代性不断强化,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爆发性增长与出口市场的规模增长互相作用,相得益彰。
2、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良性互动。在企业和产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也在提速,两者之间不断发生正反馈,规模收益递增规律使高科技市场趋于不稳定、有利可图和可能被整个地占领。一个最初的微小的偶然的技术变革有可能被扩大、利用和积累,直至改变整个产业的结局。高技术作为“凝结的知识”,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意味着高科技市场的赢者能占有整个市场。
3、规模经济给力于工业园。经济特区和各地工业园是中国制造的大本营和根据地,源于规模经济的“集聚经济”效应是工业园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客观上要求飞机、汽车、计算机之类的产品必须在某个地方集中生产,一旦一国率先进入某一新兴产业,收益递增将使该产业在那里生根开花。捷足先登者会取得某种“先入者优势”,如较早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生产成本较低,新的高科技公司互相靠拢扎堆,生产的集中使产业规模扩展又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馈赠,从而促使最初的优势不断地自我积累和强化,令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初始生产成本高得惊人。这种基于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历史的因素在引导一国专业化生产方向和区位配置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深圳特区就是邓小平当年在地图上点划的那个圈,原先的小渔村便历史性地改变了命运。
4、规模经济催生区域经济一体化。缺乏规模经济或只在国内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在实行区域一体化后都能赢得更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使该国制造业的规模更加合理化。对于欧盟某些小国来说,规模经济是它们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获利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即使贸易双方绝对规模不等,大国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源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中国加入经过选择的地区性一体化,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在区域范围内开掘和形成规模经济。
5、规模经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夯实基础。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保护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充分扩大该产业的生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净利润,为该国消费者享有低价创造条件。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规模偏小,主要靠低工资成本优势来弥补其规模经济之不足,随着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低工资成本优势日渐丧失,发掘规模经济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今后应注重选择规模经济强度大、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积极扶持实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出口主力军,直面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赢取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走出去”实行跨国经营也不失为进一步寻求规模经济之良策。中国的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些原材料、零部件或中间产品的生产集中到某一东道国的子公司,将研究开发活动集中到本国总部或海外合适的地点,赋予其适度的规模经济。通过跨国经营,将母公司和子、分公司的规模经济集于一身,必能综合成一种更大的规模经济。

四、技术进步:动态比较优势的源泉

当代西方贸易理论一反李嘉图模型关于不存在科技进步的静态假定,强调技术要素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决定作用,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体系的动态化。技术进步是一个最能动、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无形生产要素,它以中高级劳动要素为载体,不断转移和物化到出口产品或劳务中,将技术要素引入贸易模型,客观上顺应了当今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大潮,也给国际贸易理论赋予了新的灵魂。
早期典型的国际贸易动态理论是“产品生命周期论”,以及贸易政策理论中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支点便是技术进步。随着时间的发酵,任何一项技术都会走过萌生、成长、成熟乃至衰退的生命历程,有生有灭,此起彼伏,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如果本国的某项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技术也具备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潜质,那么,政府就可出手扶持,保驾护航,不惜打破自由贸易的道统。
对一国出口产业的技术要素进行考察的指标,主要包括出口企业员工受教育的年限、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和占比、研发费用占比、发明专利件数和人均专利申请件数等,以此衡量技术要素凝结到出口产品中的密集程度,判别该国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后来,主张比较优势的学者们又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技术差异等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新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贸易体系是自组织的、复杂的和开放的系统,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动态比较优势,有助于避开静态的“比较利益陷阱”。
第一,视技术要素为一国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不再是外生变量。虽然李嘉图模型也讲各国的技术差异,或劳产率差异,但这种差异在某一时点上是外部给定的,并未解释其缘何而来,走向何处。新贸易理论不仅重视技术要素,将其看作显要素,要素中的要素,而且强调它的内生性,视之为一国经济体系内部由纯粹经济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变量。这使我们更加认清自主性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获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制造”要转向“中国创造”或“中国智造”,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关键就在于建立和完善内部的技术创新机制,激发自身蕴含的无穷无尽的原创力,不断更新积累技术要素,获得长足的技术进步。
第二,科技要素遵循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殊规律。知识要素、研发要素、创新要素、人力资本要素加入贸易模型后,并不遵从新古典的边际收益递减律,而是遵循规模经济定律,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规模经济往往与那些高技术新兴产业紧密挂钩,因为这些产业总是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的趋势。高技术一旦成为“凝结的知识”,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整个生产体系将为收益递增率的规律所支配,不断增加生产就能够获得巨大的报酬。美国研制第一颗B2轰炸机的炸弹花费了210亿美元,尔后每枚炸弹的制作成本只有5亿美元。微软公司研制和推销第一盘微软视窗软件花费了5000万美元,而第二盘软件只须花费材料费10美元。每增加生产一个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块拷贝,就会使生产成本更低一些,同时也会增加学习的机会,积累更多的经验。电器、计算机、制药业乃至航空航天业的情况亦同样如此。
高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率先制定了技术标准,产品的用户群体使用标准化产品的倾向也助长了规模收益的大幅增长。一条航线买了波音飞机,接着就会买更多的波音飞机,因为飞行员就不用重新适应另一种机型。一家公司都买同样型号的电脑,所有员工就可以使用同一种软件。聪明的商家一旦瞄准市场,随即将产品大批量投入市场,趁报酬递增率的动力规律发挥作用之机,使自己的优势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其结果,市场很快就被少数几种标准化的高科技产品所占据。
高技术产业带来的滚雪球发展效应,既包括生产规模扩展赢得的“零边际成本”,也包括“边干边学效应”,积极的外溢效应,以及企业因行业规模扩大而接受到的外部规模效应。对此,我们要因势利导,善加利用。其典型案例就是中国太阳能产业完美地演绎了高技术领域的“中国制造”,太阳能光伏电池和模板仅用5年便夺得世界产能第一。
第三,新理论强调产品差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产品多样性是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内生决定的。有的学者从研究与开发的角度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肯定了通过研发能够产生新的比较优势,并会对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产生影响,阐明了对私人投资研发的激励和研发活动的资源要求。研发是目前“中国制造”的软肋,增加对科技产品的研发投入,让中国有研发实力的人才在科研的黄金时代得到应有的研究资金,是中国制造业厚积薄发、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五、制度创新:两只“手”并用

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向自诩为“自由贸易”理论,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会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不会说话的市场将自动实施比较优势战略。200多年前A·斯密曾形象地把这种市场机制比作“看不见的手”, 断然拒用政府干预那只“看得见的手”。这位倡导自由贸易的鼻祖倘若健在,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贸易理论家主张两只手并用,不知会作何感慨。其实,无论运用市场机制,还是实行政府干预,抑或两只手并用,均涉及到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都是制度变迁和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针对市场机制的制度变迁对中国对外经贸体系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曾记否,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一度滞后,但让位于市场机制,放权于广大企业之后,便迎来“千家万户搞外贸,千军万马创外汇“的局面,正是这一带根本性的外贸体制改革,优化了资源配置,发挥了比较优势,铸就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辉煌。近5年来民营太阳能产业夺取世界产能第一,便是中国市场经济巨大活力和能量迸发的一大佐证。人们领教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神奇魔力,就会更自觉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下一步市场机制的创新应侧重于健全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完善资本市场,让科技创新要素与金融资本要素实行快捷有效地结合。
同样,针对政府功能的制度变迁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也有重要贡献,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制度、博弈也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决胜因素,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该理论摒弃了李嘉图虚构的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置身于不完全竞争的现实市场。这一理论主要针对高科技的战略性产业,这些产业具有不同凡响的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为了使新兴工业尽快得到发展,一国政府可以采取出口补贴、临时关税等战略措施,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率先抢占产业“制高点”,谋取规模报酬递增的额外收益,促使国际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此时,政府只须施以少量的生产或出口补贴,便可“四两拨千斤”,使国际竞争的天平向己方倾斜,为本国的战略性产业奠定有利可图的地位。些微补贴令本国科技产品平添了一份优势,从而得以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掏开对方国家的钱袋子,把别人的利润移挪到自己的腰包里。世界航空工业中闻名遐尔的“波音”与“空客”之争堪称这方面的经典。
新贸易理论对“自由竞争”概念的悖逆早已有之。所谓的“产品差异”概念讲的就是质量差异、品牌差异,它意味着产品具有特色、个性,在市场上拥有定价权和话语权,这在西方经济学语义中已含有某种垄断性。“规模经济”的概念也是如此,规模收益递增规律驱使全球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品集中于少数几个生产中心,生产的高度集约化最终造成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局面。但公然召唤政府角色介入市场的,当属“战略性贸易政策”,它的提出彻底打破了常规经济学和传统贸易理论关于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肯定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保护贸易留下了运作的巨大空间。在新贸易理论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志和利益,规模经济概念被用作政府扶持战略性产业成长的理论依据,该出手时就出手,政策变量变得举足轻重。
中国有些推崇传统“比较优势论”的学者强烈主张采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他们担心给政府留下干预经济和贸易的口子,会扭曲价格体系和产业结构,最终与比较优势发生背离。在当今中国,政府本来就很强势,计划经济的旧式思维也可能乘机回潮,留下切口可能就收不住了。应当承认,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都是确凿的,而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受掣于人为干预和政策因素的扭曲,其结果,价格未必能够确切地反映其真实成本和比较利益。倘若这种扭曲现象不期而至,并且贸易确实导致福祉下降时,该国应停止生产这种配置失误的产品。即使在战略性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推行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政府作为博弈的一方,也有其独特的利益,政策“寻租”有可能给权力腐败创造机会。有人形象地描述某些优惠政策中的专项资金是“拿钱买腐败”,可以说不无道理。
中国向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也不乏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领导决策层,利用制度创新和发挥政府作用为中国制造业锻铸新的比较优势是无可厚非的。为避免被某些西方国家诟病为“新重商主义”,我们在坚持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同时,要注意把握政府的干预强度、出手时机和退出方式。政府干预在贸易实践中往往被证明效果有限,甚至失灵。日本制定的国家级产业政策和外贸战略常为国内经济学人所津津乐道,但实践的结果呢?它只能得一时之利,逞一时之能,其长期效果反不如欧美。由此可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正确的,“看得见的手”反倒要慎用。毕竟,市场是一种比任何政府行为都强大得多的力量。如何两只“手”并用,打好“组合拳”,攻防兼备,进退自如,实为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

六、比较优势的多元化和综合性

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迭经演变,已呈现出多元化和多维性,它们折射出最活泼的生产要素的脉动,对应着多样性的现实的世界贸易。鲜活的全球生产和贸易不断催生新的比较优势,启示人们去发现和利用各种形式的比较优势,将多元化的比较优势所蕴含的贸易利益转化为现实的比较利益。正在挺进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中国制造,应当自觉地利用新的比较优势,切换经贸发展的动力,开掘新的比较利益。
尽管各种不同的比较优势元素登上世界贸易舞台陆续亮相,但对中国制造来说,目前起主导和基础作用的依然是李嘉图早已阐明的经典比较优势,而且,它已明确指向更深层次的中高级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各种变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权重不同,现阶段最大的权重应赋予优质劳动要素,使其由隐性要素转变为显性要素,由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由潜在增值要素变成现实增值要素。优质劳动要素是一切其它形式的比较优势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研发要素的载体,技术要素的人格化,人力资源的资本化,将其物化到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中,就会产生差异产品,赢得规模经济,集成多重优势,而它本身也会自我积累和优化。以优质劳动要素为主,与其它比较优势元素实行结合,就会象基因重新排列组合一样,产生出乎意料的突变效果。
决定一国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各种因素是彼此依存和互动的,多个决定因素以相辅相成而又相互牵扯的合力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择其精华,有机集成,才能诠释古往今来无比复杂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变局。以中国之大,地域之广,变革之深,发展之速,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足以充分、精确、完整地描述和解释中国制造和外贸格局的形成原因。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制造品的进出口格局来说,它的昨天为什么是那付模样,今天如何蝶变演化,脱胎换骨,明天又将行往何处,所有这些需要动用多种经贸理论元素,变换多个视角来解释和预测。在我看来,中国制造和外贸理论不可能囿于某一个特定的理论,而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优势理论,对那些国人已经耳熟能详的比较优势元素加以扬弃、升华,特别是将中国科技人员、工程师这一层次的优质劳动要素提升到核心位置,突出其主导作用,那么,这种综合性比较优势理论便可成为现阶段制定中国工业和外贸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理论更能说明中国开放经济前30年的历史进程,诠释中国制造的强势崛起和出口扩展之谜,也能预测未来的发展道路。
归根结底,工业和外贸竞争是国家之间经贸体系的对抗,是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对抗,非某一个单项因素所能包打天下,十八般武器都得用上。放眼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外向型发展必须坚持以优质劳动要素为主,导入技术进步、研究开发、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制度创新诸元素,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去提炼和积累更多新型的、内生的、动态的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制造必定能在精心选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大有作为,在制造业全体系、全产业链的层面上加快生成强大的竞争力,重绘全球制造业的战略版图。假以时日,中国制造真正问鼎夺冠的那一刻还会远吗?

夏 申
2011.03.11 于温哥华

——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60周年校庆

1 Comment to “从“中国制造”之崛起 透析“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

  1. By uibeca, 2011年5月19日 @ 01:19

    很赞同夏老师的分析,“自从中国对外国投资敞开大门以来,外国企业纷纷登陆中国,以期降低劳动力成本,享受优惠政策。1985年到1 993年中国货币的逐步贬值是中国的另一个优势。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国投资和技术投入。这种做法一举两得,一是通过对固定资产的投入拉动了国民生产总值,二是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8年开始,中国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财政优惠措施。再加上国际贸易的萎缩,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的投入进行干预,同时还采取了刺激农村地区消费的补贴政策。这些综合措施导致了房地产和粮食价格飞涨,通货膨胀接近失控”。 当今中国制造业越来越难以进一步发展。中国制造业将会面临很大危机。

    择抄 ‘ 中国模式“属性” ‘ 哥伦比亚学界《一周》